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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摘自《冰血》作者:萨苏

在拜泉交手之后,因为于兴随匪帮似乎一直没有行动,一度被认为其可能自行瓦解了。直到哈尔滨公安局实施“清理社会环境”运动,才又发现了他的蛛丝马迹。

年,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在南线的国民党军从攻势转向了守势,雪上加霜的是蒋介石又派来一位不善打仗,却想来摘桃子的陈诚,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弄到东北代表大呼“杀陈诚以谢天下”的地步。另外,在北线的“中央胡子”基本被国民党抛弃了,因为没有系统的后勤,又遭到民主联军的猛烈打击,迅速呈现崩溃的局面。到秋天,多数匪股被消灭或打散。残匪本来就很难度过漫长的冬季,而剿匪部队又和以往不同,贺晋年、田松一班悍将都没有按常理出牌的自觉,大冬天的仍不歇兵,漫山遍野转悠着捉土匪。“胡子”们一面叫苦连天,大骂土八路打仗“不讲规矩”,一面在饥饿寒冷的夹击下开始放弃抵抗。东北的匪患在年这一年走向了末日。

这样一来,哈尔滨公安局的工作也发生了质的变化。在年,公安干警常被当作准军事部队使用,动辄要面对有枪有炮、成建制的土匪。确切地说,他们的工作更像今天的武警。到了年,招架不住剿匪部队痛击的土匪们纷纷瓦解,很多匪首在山上、林子里待不住了,潜入哈尔滨等大城市,利用复杂的社会环境隐伏下来。

为了彻底消灭残匪,并破坏其在城市赖以生存的环境,公安局的任务集中到“清理社会环境”上,即清查残匪和整顿社会秩序。此时他们的工作又酷似今天的治安警。只是今天治安警面对的案犯,一般不会有悍匪那么强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。

“清理社会环境”的工作较为枯燥,查户口,排关系,追来历,但收获很大,以前讲“六二五七案件”的时候,提到过哈尔滨铁路局一个办公室就可以抓出好几个司令和炮头来,就是这个时期。

一天倪钦在审问一个旧日本把头(帮助日军管理劳工的汉奸)的时候,那人为了立功赎罪,提供了一条线索。

他说:“我有天在新城大街‘北来顺’吃饭,出门碰上一个熟人,是以前在挺进军司令部见过的,人称‘鞠副官’,他从洋车上下来,正回头给钱的时候让我看见了。我这两天手头紧,想找他要俩钱儿花花,就上去说‘这不是鞠副官吗’。没想到他看了我一眼,明明认出我来了,却说了句‘你认错人了’,进路口就跑了。你们要清查挺进军,这人肯定是。”

这个线索看似虚无缥缈,但倪钦马上抓住了重点——鞠副官,于兴随的亲信鞠希增,在土匪里就被称作“鞠副官”。

鞠希增在伪满时有案底,倪钦找出他的照片给这人看,对方看了以后,说就是他。

那么,这个鞠希增,是偶然路过新城大街,还是以此为巢穴呢?那个举报人说他应该就住在那儿。因为想着讹他点儿钱,自己曾经问过路口附近摆摊的,问他们认识不认识前面那个鞠先生。那

个摆摊的说哪个鞠先生?这不是陈会计吗?后来那摆摊的看举报人不似善类,再问就不搭理他了。

从这个线索看,这个鞠希增很可能在附近某个地方化名供职。倪钦马上带人前去核查,那个摆摊的还在,他告诉倪钦等人,这个陈会计是在附近一家合作社做会计的。

公安人员没有打草惊蛇,但迅速行动,倪钦马上带了四五个干警,悄悄找到了合作社,把叫杨炳煜的经理叫出来了解情况。杨经理问明情况大吃一惊,公安人员问他能不能把鞠希增骗出来逮捕。

他说这个人平时挺机敏的,怕露馅,要不来两个警察,装成来买货的,先到经理室,再把他骗进来抓了。

倪钦觉得这个主意比较好。

他带着两个干警把住了合作社的前后门,派另外两个同志随杨经理进去抓人。

等了有五六分钟还没动静,倪钦觉得有点儿奇怪。他正要带人进去查看,忽听旁边有老百姓叫:“谁呀,怎么在房顶上跑?别把房踩坏了啊!”

不对,有情况!倪钦等人抬头看去,正看见几个黑影从旁边房顶上一掠而过。

在写作《最后一个惯匪》的过程中,不断有朋友来询问,相关史料究竟出自何处,有无演绎。演绎是难免的,否则很多断片性的事件便无法融会贯通,但基本史实是清楚的,无论于兴随匪帮的各次案件还是克东县的匪徒逃狱,都是那个时代轰动一时的事件。

其实,除了直接采访当事人(比如张效德老人)以外,若干内容材料都来自公安部和黑龙江省公安厅的档案。目前,这些档案已经对社会相关人员开放。

被湮没在历史中的材料,还有很多。在得到机会对其进行研读的时候,笔者常有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之感。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和倪钦烈士相似的人物,他们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写下了自己的人生故事。在非网络时代,信息成为铅字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公开发表的材料,往往是宣传部门汇总、提炼、概括后的内容,往往因素材丰富而精挑细选,难免挂一漏万。而那些被视为“边角料”的细节和片段,随时代变迁渐成人们记忆中珍贵的素材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我写作之时,难免有求全之处,舍不得丢掉任何有价值的材料。

于兴随案件是一起十分跌宕起伏的案子,一个在其他匪帮相继覆灭之时依旧顶风作案的团伙,自有其独特之处。侦破这一案件的过程,也堪称血与火的较量,智慧与狡诈的对决。

新城大街追杀,是于兴随案件中办案人员不愿提及的一件事情。眼皮子底下让土匪跑了,这多少有点儿丢人。其实,这在敌暗我明的情况下属于正常现象。

在周围群众的呼喊中,公安人员才注意到房上有人。谁在房上呢?

那还能有谁啊?鞠希增他们呗。倪钦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几个匪徒连蹿带蹦,一路从房顶上跳过几条巷子,不见了。

怎么不打啊?倪钦他们都是全副武装,但是大家一枪未发。房上的土匪也一枪未发,双方只是闷头追逃。

警察的任务是治安,尽量避免造成市民死伤和恐慌。于兴随的人是城里的土匪,知道警察的特点,所以他们在房上蹿越,也是手中持枪不发,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开枪,双方心照不宣。

一路上追了好几条街,案犯在房顶上跟“跑酷”似的,警察却没有茅山道士的穿墙术,最终越追越远,只好作罢。

倪钦等人回到合作社,看到两个战友被匪徒绑得跟粽子一般。经过调查,才知道问题出在那个经理身上。从拜泉逃回之后,于兴随感觉到社会情况的变化,于是安排匪帮人员去找合适的公开职业,暂时潜伏下来。这个匪帮的成员社会上的混混居多,但也有一些伪满时期便在社会上有公开职业的,承担窝赃、打探消息等任务。哈尔滨清理整顿社会秩序之前,他们复杂的社会关系仍有相当能量。这些人几乎都找到了过得去的职业,有的甚至还当了街道办事处主任。值得一提的是,他们在潜伏下来之前,周智富还和他们一一谈话,鼓励他们时刻准备“为党国效忠”,等国军打过来如何如何。

这可能也算中毒太深的一种类型。

令人扼腕的是,倪钦他们抓捕的时机本来非常好,于兴随和周智富当时就在合作社里,逃跑的匪徒当中就有于、周二人。当时于兴随正带着一帮土匪在里面分赃,都在合作社的办公室里。但警方没想到杨炳煜本人便是于兴随匪帮的成员。公安人员对情况没有了解清楚便贸然下手,认为两个干警控制毫无准备的鞠副官应该不是问题。

结果,进院后杨炳煜发出暗号,面对七八个持枪匪徒,两名公安人员寡不敌众,不幸被俘。

在追击过程中,有一批局里的干部恰好在附近开会,也目击了追逃的过程,其中就有倪钦他们局的局长——根据当时的职务情况判断,这个局长很可能便是姜达生。

追了半天一无所获,倪钦带着一班部下回到局里,见到局长自承工作有失误。

局长倒是没有生气,只是责问当时为什么不开枪。倪钦只好一番解释。局长听了只是摇头,说:“不对吧,关键是你们装备不够好,得改善。”

怎么?难道还要给我们装备几门迫击炮不成?

“要是有几支好枪,你们的战斗力肯定能提高。”他一指倪钦身后一个警察,“瞧,就这枪,怎么打土匪啊。把你那破玩意儿拿来,给大伙儿瞧瞧。”

那警察一咧嘴,把枪交给了局长。挺好的一支枪啊。

局长接过枪来,忽然退后一步,脸色一变,喝道:“把他给我绑了!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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